近日的美国可谓水深火热，谁能想到导火索是非裔男子的死亡？但实际上，自疫情开始，美国居高不下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尤其死亡数字中底层平民、有色群体的高占比，便埋下了“乱世”的种子。大放水导致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更是加剧了这种阶层对立的可能，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点燃民间积蓄已久的情绪。
因此，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制度、历史的必然。回观国内，将“星星之火”掐灭在摇篮中便成为制度的又一优势，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这也是扶贫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比房价和程序员薪资，一目了然。
经过近二十年的高歌猛进，“投资”房地产的前浪们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只是与日俱增的泡沫和财富挤出效应，将实体经济和科学技术深深地拖进了泥潭。以至后来有了“房住不炒”等各种限购政策。
同样，互联网近十年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第一批原住民早早实现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只是，自18年始，薪资的增长率便开始走下坡路（薪资的二阶导），其背后逻辑是一致的。
程序员年薪分布，来源：知乎@程序员客栈
求稳而不产生“系统性风险”的背后，为的是“软着陆”——使增幅跑输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过房价、薪资的下降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背后的包括总理记者会提到的转移支付等举措便是接下来的民生重点。
至于如何转移支付，便也明了了——而这也是我们文化、历史所决定的体制优势之一。
另一方面，存量的瓶颈时代，如何促增量便成为解决危机的首要选择——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发展”。
前期的政府消费券便是很好的例子，可谓精准施策的经典案例。但更大的可能性还在于国内的基本盘——6亿月入1千的人们。如何增加这一群体的收入和消费，对于国内经济的贡献无疑可以直接上一台阶。
试着对比一下，同样的增加1千的月收入，对于年薪几十上百万的群体，无非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这一千的增加额更多可能是作为存款或者理财资本金，几乎不会流入消费市场。但对于月入1千的群体，便是100%的增长，便可增加大半的消费支出——生活必需品永远无法消减。而这便是增量的来源，更是扶贫的意义。
实际上，说句题外的，对于慈善捐款，单纯从捐款额数字上，对于富豪而言似乎贡献很大，但若从比例和生存机会、生活品质上，相比于月入10万捐8万，和月入1000捐200，显然后者更为值得敬佩——虽然二者的行为都值得赞赏。这同上面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的考量，扶贫这一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今年的疫情危机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