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房住不炒”公布以来,各种调控政策不断加码,似乎渐渐形成“房价不涨”的预期。自己虽然不觉得会降,但“软着陆”的印象却根植于脑海中,理由无非是产业链过长,对经济影响过大,牵一发动全身等等。

然而,即便如今年的形势,也阻挡不了部分城市,尤其是一线、新一线城市的逆势大涨。总有聪明的买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有机会便一窝蜂冲入。

薛兆丰在《经济学通识》里作过分析,从增税、投机、限购、保障房、卖地、稀缺性、市场状态等角度,总结了种种调控措施不可行的经济学逻辑。

增税

因“法律无效定律”的存在,使得不管政府规定税赋是向哪一方征收的,都不影响双方分担税负的比例。区别在于,较缺乏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大;较富有弹性的一方,支付的比例较小而已。但最终必定是转嫁给需求者。

投(tóu)资(jī)

商品之所以具有“投资需求”,始终是由于它可以满足“使用需求”,而不仅仅是由于它可以转手。要是没有“使用需求”的支持,光靠转手不可能赚钱;但只要存在“使用需求”,则无论怎样打击转手,也不可能缓解“使用需求”。

而实际上,国内房子过剩了吗?实在的“使用需求”已经很低了吗?

相反,二手房的卖主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发商和买主之间),这种时间的效益之上实际上承担了无形的风险。而任何存活的中间商,都必定做出了为消费者以钞票投票所承认的、难以替代的贡献。

市场状态

薛兆丰反问:“市场经济不成熟,不恰恰就是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吗?难道政府干预造成的烂摊子,就得由更多的政府干预才能善后?”实际上,这些管制措施既不能替代、也不能增加真实的供应。既然供应不增,而需求大涨,房价上涨便自然而然了。

限购

房价上涨的两大因素,供应跟不上和需求增加。对于前者,就要增加土地供应、适当放宽容积率的限制,以及放开市场管制,让房价和租金充分反映住房的价值,从而刺激建设、转让、出租等合理重配资源的经济活动。

对于后者,实际上代表了城市的增值,地方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留下来。这里,房价是果不是因,是各种经济力量博弈和互动后的终点,而不是起点。

因此,如果说奔驰车因为供不应求而变贵了,必须把它的价格降下来,那么正确的办法是多造一辆,而不是把肯出钱的乘客或买家赶走,因为其效果等同于把原来那辆的车窗砸碎。

保障房

住房实际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商品,而是由诸多经济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服务,其中包括面积、格局、用料、装修、楼层、朝向、设施、配套、地段、学区、医疗、交通、治安、乃至周边未来规划和发展等等。“民众需要买房”的背后,实际上不只是简单的一套住房,而是背后的综合需求。试问,给你一块烂地,或者在偏远的郊区提供一套住房,你会去住(买)吗?

因此,保障房政策一定程度上只会提高真实房价。

卖地

政府采用拍卖的形式批出土地,恰恰缓解而不是激化了市场对住房的需求。为了使土地卖得更高的收入,政府也积极从事了环境配套设施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实际价值。

稀缺性

这里有必要区分“稀缺”和“短缺”。稀缺是人类乃至动物均普遍面临的基本约束;而短缺是当一种固然是稀缺的资源,其价格被人为压低后,引发的拥堵、排队、囤积、浪费和规避管制等现象。

当经济学家试图为解决春运、拥堵、楼贵、缺电等问题出谋划策时,他们没有本事直接提供一节车厢、一条马路、一幢楼房或一桶石油。具体地,价格不能解决“稀缺”问题,却可以解决“短缺”问题。

另一方面,关于需求弹性问题,人们可以为了某个目标付出时间、汗水、健康、闲暇、享受、亲情、鲜血,甚至贞操和器官,为何不能承受房价、调整返乡计划?

实际上,自己便有多年的春节未曾回家,也曾住过多年的老破小出租房。

真正地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可以在保障市场化的供给和交易的同时,用补贴(穷人或某种特定人群)等方式保障一定的公平性和自由度。

 

回到需求大背景上,只要城市化进程没有结束,只要改善性住房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住房市场便存在上涨的动机和基础。只不过,不再是“普涨行情”,而是具备人才吸引力、人口净流入的一二线城市成为分化的主力。

再加上文化传统、养老保障和防范通胀等因素,整个市场需求年年高涨。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无房(租房)、公寓、老破小、高层商品房、大户型、别墅……总会“这山望着那山高”。高房价的背后,除去附带的户口、学区、医疗等隐含价值,更代表着圈层,象征着财富、攀比等精神价值,即是普世意义上的“成功”标志。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对住房的无止境追求。

换位思考,若有条件谁愿意再去挤独木桥?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综合作用,都梦想着打破圈层的一天。

实际上,塔勒布曾说:“这使城市生活变得无价,因为你增加了美妙偶遇的可能性,奇缘有可能降临在你身上。在互联网时代,住在郊区的人们也能与外界有不错的交流,但他们会失去这种正面不确定性的来源。”这大概也是城市的魅力之一——一种无限可能的魅力。

唯一的问题在于住房投资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多种投资方式之间的收益率权衡。作为人们日常最大宗的消费支出,买房支出几近占据了家庭所有的财富,且将持续挤占二三十年,因此,其对其他投资方式的挤出效应使得人们不得不慎重衡量,即所谓“两权相利取其重”。这大概也是目前实施的调控措施的另一层意义所在。

简言之,如今的各种调控措施本质不过是延缓需求,并不是实质降低需求,尤其是“刚需”(不同于上文的需求弹性低)。因此,积累到一定阶段,终究还是会引起质变(无非相比于城市变迁哪个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