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汇总：
第一章 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的强盛时期
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国际关系观念：公正还是平等？
中国强盛时，其外交体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帝国权力的合理性；衰微时，外交则用来掩盖其弱点，帮助中国利用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中国人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
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无为而治）
由于“伐谋”和“伐交”涉及心理因素和对事物的认识，孙子非常重视用计和使用假情报。（兵不厌诈）
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第二章 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
耆英办外交：抚夷
通过拖延、推诿和适当施与小恩小惠，一可抚平蛮夷，二又为中国最终战胜外夷袭击争取了时间。
中国人的热忱其实是精明算计的结果，诚信被当作一种武器；至于中国人是否真心实意并不重要。
第三章 由盛转衰
政治创新成果（共产主义）
为了度过这场风暴，中国依赖的不是技术或军事实力，而是极具中国传统的两个资源：其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和文化自信。
魏源的蓝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
“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日本的挑战
日本人则坚持日本种族和文化独异的纯洁性，不愿意广施其惠泽，甚至不肯对那些出生在其神圣祖先之外的人解释自己。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先人而动，则吾制人；后人而动，则吾制于人。”
朝鲜
清政府拨给中国海军的款项则被挪用修缮颐和园
中国派出的使节（钦差）
尽管如此，中国因这一政策得以在100年的殖民扩张期间保住了主权的一些基本要素。同一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家无一例外完全丧失了本国的独立。
义和团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时代
自决原则
第四章 毛泽东的革命
新朝则成为天命的承启者，其实只是因为它坐了江山。（成王败寇）
毛泽东及其大同的理念
毛泽东所宣称的“大同”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景，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重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涅槃。
毛式治国方略是把儒家传统思想所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根据毛泽东对历史的解读，儒学使中国积弱；它宣扬的“和”是一种奴役。要进步就必须经过相互矛盾的力量间一系列残酷的较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如果这些矛盾体自己不现身，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就必须继续革命，如有必要，甚至与自己斗争。（文革）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中国式威慑和心理战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惑
“蒋介石和他的残余部队现在成了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
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他为苏联获取地缘政治的利益，却把其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国。
中国的反应：另一种威慑
在中国人的眼里，恢复了心理上的对等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威慑。
中国式先发制人一旦遭遇西方的威慑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
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
中美对抗
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
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是一把双刃剑。苏联给中国提供的军备最终加快了中国的自立。斯大林促成的中美之间的不和并未导致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未降低中国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正相反，毛泽东认为他可以同时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买账。美苏之间的冲突至深至广，所以毛泽东判断他在冷战中尽可利用苏联的支持而无须做出回报，甚至可以在苏联没有许诺支持的时候就打出苏联支持的旗号作为威胁，他在后来的几次危机中就是这样做的。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
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抱怨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哪还有人留下来重新开张。”
第二次台海危机
斗中求存
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尤其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有时可能必须亮出底牌，他必须考虑若是虚张声势将来可能使他无法取信于人。
不需要别的手段或信号，就用打炮这个办法他们就明白。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大跃进”
有人说百花齐放运动可能是真心诚意地要共产党摒弃官僚作风，直接听取人民的呼声；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为的是引诱敌对分子暴露自己。
喜马拉雅山边界争议和1962年的中印战争
毛泽东对尼赫鲁的前进政策评论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毛泽东说：“你端着枪，我也端着枪，脸对脸地站着，可以练胆量。”他还说此项政策是“武装共处”。[插图]其实这无异于在喜马拉雅山下了盘围棋。
“文化大革命”
在北京，红卫兵捣毁了首都6843个文化历史古迹中的4922处。紫禁城据说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后才保住的。
这个所谓重要问题就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官僚机构都各自为政，政界和官僚阶层之间存在隔阂，而两者和公众之间更是隔阂颇深。于是，官僚机器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的领导阶层。
最近，一位中国学者、政府顾问胡鞍钢在书中说道，“文革”虽然失败了，但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