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汇总：
第八章 走向和解
他在《外交》杂志1967年10月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做非分之想，老是怒气冲天。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10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
中方的战略
“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
美方的战略
“一事当前，不管是半途而废还是坚持到底，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样大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它进行到底。”
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
中苏乌苏里江冲突
1969年夏天，中苏可能发生战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署在中国边境上的苏联部队增加到了42个师，达100多万人。
他说，要人们克服3000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当年他宣布发动“文革”，从而可以不受任何思想上或官僚机构的限制而放手大干。“文革”得以维持也是因为他打碎了国家结构，而且用他当时的话说，他们是“靠边站、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
“和尚打伞”
民间传说中的“乒乓外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没有其他安排。（优先级问题）
尼克松认为，对华开放是他宏大战略规划的第一部分，而不是各自罗列对方过错的机会。
中国领导人从小就学到这么一个观念：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
他们所寻求的是让中国能通过互斗共存而打造安全和进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意志和共存的概念同样重要。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
周恩来
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作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求同存异）
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外交手段就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好像是给了对方一种个人的恩惠。
同时，中国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
马基雅维利会说，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这样做符合该国利益。
其背后的目的是要把自力更生变为一种武器，在双方看法一致的基础上将其变为一种互助的方式。中美之间对等的义务不会写入法律文件，而是源自于对共同威胁的共同认识。尽管中国没有向外提出援助请求，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外援就会自动送上门来；若对方不同意或不再同意中方对挑战的看法，那么外援也就无从谈起了。
周恩来：你对访问的公报怎么想？基辛格：什么访问？周恩来：是只提你的访问呢，还是也包括尼克松总统的访问？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
尼克松在中国：与毛泽东会面
书房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地放满了书稿，桌子上、地上也堆着书。房间的一角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者却愿意被看作是一个哲学家。
他一边表示谦虚，一边调侃了别人，又可以在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一般来说，总统是不会乐意被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抢了风头的。
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对话
他说：“想想吧，中国大陆如果有个不错的政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啊！上帝啊……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我的意思是，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
总理和我都知道，光靠个人友谊——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确有着个人的友谊——是不足以建立稳固关系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说些好听的话，但是除非我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把这些好听的话付诸实施，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
“美国威胁到谁了？你倒说说看，你要谁来取代美国，起到这个作用？”
《上海公报》
因此，外交官赴重大会议时，往往是带着已经大致完稿的会议公报去的。
有一个传统的战术，就是先摆出自己的最高姿态，然后逐渐让步，退到能实际争取得到的地步。急于要保住自己在国内地位的谈判代表颇好此道。然而，一开始先提出过高的要求，貌似“强硬”，但由于随后就放弃了开头的这一着儿，这样做就相当于一点点地软下来。对方则可能会得寸进尺，看看能把案文改动到什么程度。于是，谈判进程就变成了一场毅力的较量。（讨价还价）
余波
将来中国政策的方向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混合体。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一条线”：中国的遏制对策
咱们谁也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们的那些文件，我们是不会偷的。你们可以随便放，试试看。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什么用。我跟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不管用（周恩来在一旁笑了）。比方，他们就不知道林彪这桩事（周恩来继续笑着）。还有，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插图]
这一回我对柯西金做了让步。我说，我原来说斗争要进行一万年。既然他亲自来见我，我可以减个一千年（笑）。你看我多大方，一让就让了一千年。
联结我们的纽带是共同的信念，而不是形式上的义务。
换言之，只要不妨害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各方都可使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意识形态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
他认为，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
后来，他又争取日本外相支持这一想法，提出了由前线国家组成“一大片”的构想。
你们对核武器有信心，相信核武器。你们对自己的军队不信任。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周恩来失势
毛泽东声称儒家阻挠了他政策的执行。
他说儒家思想是阶级压迫学说，而共产主义则是解放哲学。
与毛泽东的最后几次会晤：燕子和山雨欲来
“三个世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给接班人留下了他的功业和告诫，留下了他的豪情和他的远见卓识。他使中国出现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一统，前朝旧物多已淘汰殆尽，给主席从未打算进行的改革清除了路障。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邓小平则自称是“土包子”，而且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毛泽东凡事都上纲上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意识形态应该为“专”服务
领导人相继辞世与华国锋上任
“两个凡是”
凡是毛泽东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华国锋既想不加批判地遵循毛泽东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又想要邓小平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结果反而被这个极大的矛盾拖垮了。
但是，自巅峰下滑以前，华国锋做了一件事，其后果非同小可。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就与温和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高干——联手逮捕了“四人帮”。
邓小平的攀升——“改革开放”
他的主要手法是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而这个提法在毛泽东在世时并不广为人知。
邓小平引用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七分正确三分错误——言外之意就是毛泽东自己也应当三七开（这很快就成了党的官方政策，直至如今）。
换言之，没有一成不变的正统思想。中国的改革将以是否有效为基本依据。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在毛泽东去世时，美国对华的总贸易额是3.36亿美元，尚略低于美国对洪都拉斯的贸易额，是美国对台贸易的1/10，而台湾地区人口只占全中国的1.6%。
许多文化，起码所有的西方文化，都凭借与被统治者一定的亲民关系来维系统治者的权威。所以，雅典、罗马以及多数西方多元国家才认为雄辩术是治国的资产。中国没有重视口才的一般传统（毛泽东可以说是个例外）。传统上，中国领导人的权威并不在乎雄辩术或与百姓的接触。依据中国的仕宦传统，为官者基本上不露面，全凭政绩服人。邓小平不居高位，拒不接受任何名誉荣衔，很少上电视，政治实践几乎全在幕后；他的执政作风不像帝王，倒像个士大夫。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
革命者的两难在于多数革命是为了反对人们所认为的权力滥用；但是既有的义务破坏得越多，重建义务感需要花的力气就越大。所以，革命的结果常常是中央权力的增加——革命范围越大，越是如此。
为了追求生产力，邓小平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并主张“全面”解放思想。但是，有人在思想解放后要求政治多元化怎么办？邓小平的远景需要“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但这一远景的前提是闯将只限探讨建立繁荣中国的具体道路，而不涉足对最终政治目标的探讨。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同时保持政治稳定是怎么设想的呢？他是否认为既然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也只好冒险一试？还是按中国传统，他认为不会出现对政治稳定局面挑战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他正着力改善民生并让百姓比过去自由得多的时候？
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
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
邓小平在巩固政权后，也拒绝担任大多数党内正式要职。
